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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北麟: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发布日期:2018-03-16 点击次数: 字体: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一些金融市场乱象与微观局部风险不断涌现和暴露,十九大报告、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列为打赢三大攻坚战役的首要之战。因此,继续保持对重大风险隐患的“全覆盖、零容忍”高压态势、推动金融“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目标具有切实的必要性。

 

一、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

    虽然通过近年来的一系列重拳出击,我国在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国家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是,仍有一些重大风险隐患需要高度警惕,建章立制补短板,持续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1.金融控股公司成为交叉金融风险的重要载体与传播者,监管严重不足。在实体经济增速与平均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大环境下,为提高金融资源控制力、提升区域金融业竞争力、服务区域投融资,一些地方政府或大型企业集团纷纷通过整合旗下金融资源、获取各类金融牌照、以“规模化、大型化和多功能化”方式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由于采取综合(混业)经营方式,金控公司成为跨部门、跨市场、跨区域交叉金融风险的重要载体和传播者,而且普遍存在虚假出资、循环出资、股权管理松散、违规关联交易多发、监管滞后等金融风险隐患,亟待强化监管。

     2.居民、企业杠杆风险依然值得高度关注。随着我国居民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完善,“透支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家庭杠杆率随之上升。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高额贷款购房导致部分家庭还贷支出远远超过预期收入,债务偿还能力明显下降,信用违约风险较高。企业负债率也未呈现显著下降趋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我国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偿债率(债务本息偿付/收入)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至2017年三季度末,分别达到256.8%和20%。我国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负担率高于新兴市场国家143.2%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美国的250.9%、韩国的232.7%。偿债率高于美国的14.9%,与韩国持平。企业与家庭部门的杠杆风险应持续高度关注。

     3.中小商业银行经营风险逐步凸显。随着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监管的逐步趋严,这些原本视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收入来源已难以为继,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收入结构调整、盈利模式创新的巨大挑战。根据银监会在线数据显示,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由2016年平均1.09%下降至2017年的平均1.01%,资本利润率由2016年的平均14.76%下降至2017年的平均13.94%,非利息收入占比由2016年的平均25.22%下降至2017年的平均24.49%,整体盈利能力下降。因此,如何加快推动推动表内业务创新、形成新的收入增长源是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巨大难题,尤其是一些对表外业务和同业融资业务依赖较大、创新能力有限的中小商业银行将出现显著的经营风险。

4.金融科技风险对金融监管部门构成巨大挑战。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新兴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发展迅速,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由于行业监管水平与发展速度相脱节,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例如,近几年发生的股市HOMS配资、e租宝、中晋系、泛亚有色等事件。当前,金融科技风险主要包括:涉及数据信息安全的操作风险、信息披露不充分导致的信用风险、新兴业态合规性的法律风险、跨市场交易的交叉传递风险等等。在风险暴露形式上表现出了跨地域、跨行业、跨市场以及小规模、分散化、复杂化、隐蔽化、扩散快等诸多特点。因此,在金融科技发展迅速、行业监管手段不足、监管制度建设落后的现实困境下,金融科技风险对金融监管部门将构成巨大挑战。

5.高度警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随着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管控趋严、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一些矛盾凸显以及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多元化发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开始滋生积聚。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1)地方政府因所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责,在化解地区公共风险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主体,要考虑公众期待,由此而形成的隐性债务。如补充社会保险保障缺口、救助问题金融机构、救助地方国企承担改革成本、救助自然灾害等。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隐性债务可能持续增长。(2)除地方政府债券以外,地方政府因其他各类“违法违规”融资而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作为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首要问题提出也充分说明当前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等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应对之策

面对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隐患,必须以“全覆盖、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建章立制补短板、填漏洞,综合施策、多措并举,防范化解存量风险、遏制增量风险,促进金融‘脱虚向实’,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创造稳定的宏观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稳定,维持物价稳定与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二者虽目标不同,但是关系紧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基础货币供应量、信贷、资产价格等渠道影响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操作空间。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协调配合尤为重要。可以考虑构建货币形势指数和宏观审慎政策指数,分别纳入到各自的政策目标函数中,作为政策调控的依据,充分反映政策互动效果,提高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全面性,提升政策调控效果,为宏观金融稳定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2. 加快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规与政策落地,开展金控公司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查处资本金不实、违规关联交易。金融控股公司已经成为我国交叉金融风险的重要载体与传递者,然而相关的监管法规与政策目前仍是空白,且这些机构背后往往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集团,监管难度较大,但风险不可小视。因此,必须加快相关监管法规出台,规范金融控股公司行为,依法监管,及时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尤其对于股东出资不实和违法违规关联交易问题要重点查处,严打其中存在的利益输送等金融腐败问题

3.在进一步推进“租购并举”住房调控政策基础上,推进房屋租赁金融业的发展,创新推广租赁住房贷款和共有产权住房贷款业务。“租购并举”已成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但是,如何盘活存量住房、增加租赁和共有产权住房用地、支持租赁和共有产权住房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可以考虑:一是支持符合条件的住房租赁企业发行债券、不动产证券化产品,稳步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推进房屋租赁金融业发展。二是创新推广租赁住房贷款和共有产权住房贷款业务,将房屋贷款对象覆盖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的开发建设主体、购置并购主体、专业运营主体和其他出租主体,满足客户在房源获取阶段、装修改造阶段、项目运营阶段以及共有产权住房开发和销售环节的合理融资需求。

4.深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深入推动包括“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所)、网络股权众筹等在内的以中小微企业为服务主体的股权投融资与交易市场建设。当前,最为关键的是:(1)规范解决“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问题,增强市场的投资性。当前“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主要表现在股份转让成交的挂牌公司占比较小,市场整体的换手率较低。在继续完善市场分层制度基础上,加快扩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进场做市试点工作,可以考虑适当降低机构投资者门槛至实缴资本300万元,扩大机构投资者范围。(2)增加区域股权市场交易的活跃度,促进挂牌企业实现实质交易。受《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等监督管理办法的限定,当前我国区域股权市场的功能实际集中于企业展示与融资配套服务,交易功能明显弱化,市场活跃度显著偏低。可以考虑适当参照“新三板”的有关规定,例如放松单只证券持有人数累计不得超过200人限制,允许采取集合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等,增加区域股权市场的流动性和投资机会,促进挂牌企业实现实质交易。(3)完善网络股权众筹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正式颁布《互联网股权众筹管理暂行办法》 ,建立股权众筹市场规则秩序,稳定市场预期。

5.中小商业银行全力发展普惠金融,实现发展模式转型。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存在规模小、网点少等竞争弱势,但其本土优势明显,更接地气,有较强的软信息优势,能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较快获取客户真实信息,信息传递链条较短,决策效率更高,管理成本较低。因此,中小银行要扎根本地,充分发挥本土优势,立足当地经济特色,立足当地城市和农村,利用政策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便利,大力推动普惠金融事业发展,把客户潜在需求真正挖掘出来。重点关注当地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居民和现代“三农”的金融需求,发展草根金融,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6.积极利用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现代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应对金融科技风险。以金融科技手段应对金融科技风险。推动建立覆盖全部业务和产品的综合统计制度和大数据系统,建立监管沙盒制度,模拟监管政策实施效果,查找可能的新风险源,检测金融机构的抗压能力,提升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域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

7.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逐步转变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重心,从过去重点关注地方政府显性、直接债务,逐步转向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因各类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等行为形成的隐性、或有债务,尤其要关注在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各类隐性债务和隐匿的财政风险。(2)加快和加大力度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建设。当前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公开化、市场化、法制化趋向已经十分明显,但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的市场约束力和兑付刚性也显著增强,地方政府违约的负面影响更大、风险更高,债务重组与财政重整的成本也更高。因此,积极稳妥处置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尤其是加强应急处置机制建设,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3)进一步扩大丰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品种。专项债券有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明确了不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偿债资金来源,有利于实现债券“封闭”运行管理,有利于锁定风险范围。(4)适当调整债务管理思路,引导地方政府阳光融资。面对屡禁不绝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应当适度调整目前“逢洪筑坝、遇水建堤”的债务管理思路,从强化政府投资管理与债务资金使用、建立资本预算制度入手,将债务管理重心前移,从源头治理地方政府债务。

8.加强监管政策预期管理。加大监管当局与市场的沟通力度,让市场充分了解监管目的、原则、依据、方法,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对各类业务的调整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实施新老划断,不搞一刀切,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稳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