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动态
第四期
（总第257期）
财政部科研所图书资料馆 2010年1月22日
本期要目
1．人民日报：“社会墙”危害中国现代化进程
2．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3．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话语权
4．现有资源支撑下的城镇化已不堪重负
5．蒙代尔：通过大规模减税促进西部大开发
6．国际通行控烟手段在中国失灵：卷烟为何税涨价不涨
人民日报：“社会墙”危害中国现代化进程
《人民日报》1月14日刊登时事观察说，一段时间以来，从南京的“彭宇案”，到杭州的“飙车案”；从“被就业”、“被增长”等“被”字句式，到对一些“听证会”的批评质疑，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对政府有关部门，表现出种种猜疑、隔膜和不信任感，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社会墙”。
“社会墙”的存在，常使得帮扶、救助等善良的社会举动，遭受误解和伤害；“社会墙”的存在，也会使许多改革举措面临“信任危机”，进而影响改革共识的达成，加大改革推进的难度。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社会墙”的背后，既有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滋生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也有一些政府部门与民争利使政府的形象受损；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关注经济利益而出现的见利忘义，也有社会成员缺乏安全感对社会产生的高度紧张；既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有贫富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社会墙”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也会阻碍社会整合，破坏社会和谐，消解社会稳定。
汪玉凯指出，“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在下一个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能否拆除“社会墙”，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其他转型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如何拆除“社会墙”？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加快党政自身改革的确是最佳路径。在此基础上，下决心改进公共政策制定系统，进一步彰显公平和公正，给民众以信心。同时，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建构社会基础秩序，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变为整体的系统政策和规范。这样的变革应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0年1月14日 评论员/文
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2009年12月2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浙江财经学院在京联合主办“推进垄断行业体制改革”研讨会。 会议就新阶段我国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认为，垄断行业改革已经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
垄断行业的改革整体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二是造成行业巨大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三是侵害了全社会居民的福祉；四是严重影响政策的公平正义。这些问题将直接制约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会专家认为，未来5年～10年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型，难以绕过垄断行业改革。
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需要打破垄断。有专家指出，我国要形成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就必须打破垄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有资源的配置问题。如果国有资源还主要配置在竞争领域，甚至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那么就很难启动民间投资。
深化市场化改革要把打破垄断作为重点。有专家指出，垄断行业的特殊地位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由此使垄断行业获得大量垄断收益，威胁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有专家认为，垄断制约了市场机制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作用。
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能忽视垄断因素。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看，有专家认为，垄断行业是造成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只有8%，但2008年他们的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50%。有专家进一步指出，现在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差距过大，已经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向心力。
推进社会领域改革也需要垄断行业改革破冰。有专家指出，垄断行业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带来了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转变社会发展方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报》2010年1月20日 匡贤明 倪建伟 梅东海/文
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主要产油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并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与此同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迅速增长，致使全球经济失衡不断加剧。2000至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逆差从2000亿美元左右扩大至4650亿美元，新兴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则从900亿美元左右增至7144亿美元。自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开始出现缓解迹象，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再平衡进程已经启动并有望继续加速。
鉴于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新兴经济体从以下四个方面逐步寻求更大的话语权：
一是积极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增大新兴经济体经济体在国际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2009年9月举行的G20匹兹堡峰会决定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IMF的份额从43%提高至少5%到48%，新兴经济体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也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
二是增加对国际机构的注资力度，进一步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2009年IMF增资时，中国宣布增加10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9月中国又率先宣布认购不超过500亿美元由IMF发行的债券。
三是积极推动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及其担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朱民现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有报道称他有望出任IMF副总裁一职，成为林毅夫就职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后，第二位中国人士在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担任高层职位，对增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兴经济体声音，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提高新兴经济体经济体的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是新兴经济体加强相互之间的经贸、货币结算和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降低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依赖。预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有望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2010年1月21日 宋玮/文
现有资源支撑下的城镇化已不堪重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城镇化成了近期热议的话题。而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城市蓝皮书》称，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为45.7%。按照发达国家75%的城镇化率来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此，安邦咨询的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认为，增长有极限，城市化也有极限。陈功指出，城市化不是一个数字，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环境问题，无法跟国外的数字相比，而从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以及生态环境压力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正在迅速接近顶峰，要进一步拓展城市化的空间，中国有必要在下一个发展周期里大力完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首先，我们知道，水资源、天然气、电力、煤、交通等基础资源和基础设施是支撑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然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太快，用10年时间走了发达国家二三十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太快，使得相关基础设施和基础资源跟不上城市扩张的步伐。其次，学校、医院、垃圾处理等公共资源配套的欠缺，也显示出城镇化的后劲乏力。中国近年来的郊区城镇化进程，多是开发商唱主角，政府规划配套欠缺，导致学校、医院、商业等公共市政配套严重滞后。最后，现在的城市化率的统计方式未能反映城市化的真实面貌，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城市化率。目前通用的城市化率计算方式是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比率，以户籍人口来反映中国的城市化率。但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城市化的基本内容。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月21日 唐黎明/文
蒙代尔：通过大规模减税促进西部大开发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近日指出：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不止是在中国出现，在世界各国都有案例。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是意大利南部的发展，即所谓的意大利“南方工程”。在意大利的案例中，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人才的来源，教育背景的不同，而中国的西部经济模式，倾向于把它归结为区域经济模式，而不是国家经济模式。区域式的发展其实很困难，需要通过持续的发展，在每一个方面缩小差距。
中国是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国，2009年中国的出口盈余超过3000亿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生产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的差距是3000亿美元。出现这个差距，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困在了国有企业中，造成了预算的盈余。钱花不出去，大家就把方向都放在了出口上。因此，发展中国广大的、较为贫困的西部地区，就非常迫切。因为它可以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能带来有效的需求。
中国西部主要还是经济政策的问题。在具体的发展方式上，要通过减税来发展。不止是在成都，而是在中国西部所有的省份进行大规模的减税，这样才能够促成经济的均衡。成都模式对于西部大开发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我们看看四川省，它的面积比法国小一点，比德国大一点，而人口和德国差不多，但是人均GDP是德国的1/15，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紧急问题。成都模式作为一个先行的试验，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办法。
目前，成都的总部城市建设做得不错。总部城市就是指跨国公司在此设立区域总部。但是这还需要完善通信、交通、公共卫生、教育等条件。下一步，成都还需要创造良好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抓住经济向西部转移的机会。成都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水平提高，可带动整个城市实力的提高。还可以实施城市品牌建设的项目工程，以此提升国际声望。此外，成都应像伦敦、罗马等一样，有一套机制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18日 王晓明/文
国际通行控烟手段在中国失灵：卷烟为何税涨价不涨
国外的经验表明，提高烟草税，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可以使卷烟价格上涨，令烟民减少相关消费，从而达到控烟的目的。其效果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世界卫生组织也将之视为最值得推荐的举措。然而，国际公认的最有效的控烟手段在中国却失去了效力。这不禁让公共卫生专家和控烟人士心急如焚。近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上书国务院，提出中国应在提高烟草税的基础上相应上调卷烟价格，税价联动，才能在保持财政增长的同时减少烟草危害，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利益。
“在中国，税收、价格等手段是有效的控烟策略，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税价联动，单纯调整税收难以达到控烟目的。”他的理由是，实现“以税控烟”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增加的税收能够反映到价格上，第二个条件是消费者对卷烟价格的敏感性较高。这两个条件在2009年调税中都不具备，控烟效果不彰也在情理之中了。
针对上述情况，他建议，在烟草专卖体制下，政府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提高烟草产品价格，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调价除了遵循从量原则之外，还应与此次消费税（从价税）的调整相关联，即“税价挂钩”，以保持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经过经济学测算，胡鞍钢还具体指出，可以对甲类烟的价格每包提高3元，乙类烟每包提高5角钱。“提价后，应增加卷烟行业（工商企业）的利润上缴额度，将新增利润直接上缴到中央财政，用于支持控烟和其他健康卫生事业。”
胡鞍钢还强调，尽管中国此次提高了烟草税率，综合计算将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例由40％提高到了48.7％，但与国际烟草税负的平均水平（65％~70％）相比，还有很大的提税空间。建议政府在未来不断出台提高烟草消费税的政策，到2012年将烟草税负提高到65％；并建立“税价联动”机制，使税率的提高反映到价格上，达到控烟的目的。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1月19日 董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