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西藏三次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纵观西藏产业结构变迁的历程，不难发现，其产业演进的路径有着明显的“非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演进的次序和典型演进不同，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外力作用而过于显著。出于加快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初衷，中央给予西藏大量的财政补贴，但其强化了这种非典型的演进路径。基于此，完善制度建设、发挥比较优势、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补贴效益应是西藏产业良性发展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 西藏；非典型；产业演进路径；中央财政补贴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间的动态比例关系。[1] 产业结构的发展层次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经济运行的决定性载体。从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历程来看，产业结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合理向合理的方向演进。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受先天的资源禀赋的约束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其产业演进路径可能是不同的。西藏产业结构的合理演进及其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其经济发展的应有之意。没有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极化，西藏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只是一句空谈。但鉴于西藏特殊的区位因素，其产业演进并非按照正统的路径进行，即表现出了某种“非典型”的特征，这一特征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央财政补贴的强化。

学界有关西藏产业结构变迁的论述不胜枚举，代表性的有：毛阳海（2007） 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两方面分析了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的产业结构变迁，并与全国的产业结构变迁作一比较；方敏（2005） 运用钱纳里模型分别对西藏三次产业的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西藏产业结构的演化具有特殊性，同时认为体制变迁对其影响甚大；吴桂修等（2007） 将西藏产业结构和西部地区作一比较，认为西藏第一产业比重明显偏高，第二产业比例太低，第三产业比例虚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态严重阻碍了西藏经济的发展；刘刚、沈镭（2007）分析了1951 年~2004 年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认为西藏产业结构的主要驱动力是需求结构约束、资源禀赋差异、政府引导的巨大作用和潜力较大的高原特色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另外，温军（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探讨了西藏产业结构的调整。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及调整问题，但以中央财政补贴的视角来透视西藏“非典型”产业演进路径的文献尚付阙如，基于此，本文试图在中央财政补贴这个大环境下探讨西藏“非典型”产业演进的路径，藉以抛砖引玉之用。

二、“非典型”产业结构演进路径概况

“非典型”这个概念是上世纪一些学者用来形容西藏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时提出来的，其含义有两重：第一，西藏社会机制的二元性是非典型的，即自民主改革以来，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使得新的社会机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建立起来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原有社会机制以非正规制度的形态继续运行并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二者不时地发生冲突；第二，西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也是非典型的，表现在西藏传统部门产值大于现代部门，即农业占据较大份额，① 并且两个部门彼此分割，相关性很小。[2] 我们认为，“非典型”同样可以解释西藏产业演进路径，可称之为“非典型的产业演进”。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农业社会，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进入工业社会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超过第一产业；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跃居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居后，这是典型的产业演进道路。而1978 年——2008年西藏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为：改革之初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比重次之、第三产业比重最小；从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期，第三产业首先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地位不变；90 年代以后，第三产业比重继续高涨，超过第一产业，成为拉动西藏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二产业于2003 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局面（见图1） 。

很明显，和典型路径相较，西藏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完全不同，表现在工业化最重要的第二产业一直处于发展的最底端，直到2003 年才超过第一产业跃居第二，而第三产业获得了跳跃式发展，充当了发展的主力军；从2001 年开始，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总和，并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之势，由2001 年的0.14 亿元扩大到2008 年的43.37 亿元，第三产业对于相对落后的工业和农业来说，具有明显的前导性特征。[3]

西藏的产业演进和全国相比也是不同的。由于国内外环境所限，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就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并逐步将之固化，自始自终第二产业都处于发展的最高端。改革开放以来，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打破了旧有体制的刚性，出于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和与国际产业接轨的需要，第三产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于1985 年超过了第一产业，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则呈现历年下降趋势，自1985 年后，其产值就是最低的了，就全国范围来看，产业演进路径是由“二一三”型到“二三一”型（见图2）。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二三一”型产业结构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将演化为“三二一”型，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演进还是符合典型演进道路的。

一般来说，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劳动力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大体上看，西藏就业结构的变化与典型的就业结构相似，即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但其又与典型的就业结构演变有着明显的不同。西藏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从一开始就要远远大于第二产业，并且增速最快，而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始终处于最低（见图3）。据笔者计算，西藏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0.52%，第二产业为3.96%，第三产业为5.46%，照此下去，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会超过第一产业，但和第三产业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综上，无论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迁，还是从第三产业的发展态势来看，西藏产业演进都是带有鲜明的“非典型”特征，第一产业的演进较平稳，第二产业比重最小，第三产业的发展最为迅速，我们认为，非典型特征是与中央历年给予西藏大量的财政补贴分不开的，也可以说，中央财政补贴是造成西藏“非典型”产业结构的重要原因。

三、中央财政补贴强化了西藏“非典型”产业演进路径

（一）中央财政补贴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

鉴于西藏经济的落后性，中央对其的发展支持是一以贯之的。1952 年西藏地方人民财政建立之后，中央将“以中央财政全额拨款方式，逐步发展西藏的农工商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治藏方略长期固定下来，成为中央治藏的基本财政政策。[4] 从1980 年起，中央对西藏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政策，对西藏的财政补助以1979 年决算支出为基数，确定定额补助数额，每年递增10 %，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86 年；每年对西藏10%的递增补助分解为两个5%， 分1987、1988 年两年执行；1988 年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取消了每年递增10%的补助办法，改按1987 年核定的补助基数实行固定补助，西藏是惟一享受中央定额补助并保持较大增长的民族地区； [5] 1994 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决定对西藏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2001 年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继续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中央适当增加对西藏的定额补助，继续执行全国统一的转移支付、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办法。[6]如上所述，西藏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其财政收入极为有限，财政自给率相当低，极为依赖国家支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央财政补贴占西藏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大于100%， 尽管自1989 年起，西藏地方财政收入转负为正，但中央补贴仍占绝对多数，例如2008 年，中央补贴所占比重仍高达93%，中央财政补贴在西藏GDP 的快速增长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央财政补贴对西藏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为了直观表述二者关系，我们对其进行计量分析。该部分的基础数据是西藏自治区1978 年——2008年中央财政补贴额和三次产业产值，数据来源为2009 年西藏统计年鉴及相关统计资料，用Gi(i=1，2，3) 表示三次产业的产值，Re 表示历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本文采用ADF 单位根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按照SC 准则确定，本文运用的软件是eviews5.0，检验结果(见表1）

平稳性检验可得，西藏三次产业产值和中央财政补贴的原序列均是平稳的，证明二者是同阶平稳序列，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和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 极大似然法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

协整检验可得，西藏三次产业产值与中央财政补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补贴每增加1%，西藏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增加0.44%、0.90%、1.59%，可见，财政补贴对三次产业增长的顺序为，对第三产业影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②，第一产业最小。对西藏三次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财政补贴拉动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跃进，西藏第三产业的非均衡发展是“非典型”产业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据笔者计算，这30 年中，西藏三次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5%、18% ，2008 年全国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为40%，西藏则为56%，这和经济发展史中典型的产业结构变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并未形成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增长效益也是低下的。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央财政补贴对西藏发展的支持效应是明显的，但在此基础之上的西藏产业则是循着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发展，正如安德鲁.费舍尔所说，西藏所代表的快速增长是一种根本性的经济重组，这种经济重组远离于生产性活动如农业和工业。[7] 另外，国家对西藏的总体供给制模式又使得西藏产业发展对中央的进一步依赖，不努力追求区域内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反而造成了低投入、低产出也能获得一定社会效益的假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发展的低效益。[8] 对此，合理的产业演进路径及提高补贴效益成为当前西藏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课题。

鉴于西藏特殊的环境，至少现阶段，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累积尚未到脱离国家支持的地步。正如孙勇等指出的，西藏宏观经济无论量的增长或结构的滚动都与总体供给模式有关，离不开供给的支持，未来20 年内过多考虑“甩掉输血经济帽子”是不切实际的。[9] 鉴于西藏发展的特殊模式，可考虑以下发展途径：

第一，西藏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资金不足问题，更是一个制度落后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对落后地区的援助中往往会出现一种偏差，即只注重财力援助，而忽视对落后地区的制度改善，其结果是尽管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发展的差距仍然很大。[10] 今后一方面要适当压缩一般公共服务的费用，③ 加大在直接生产领域的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效益；另一方面要注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变迁使得资金发挥出生产潜力，逐步由“输血”机制过渡为“造血”机制。

第二，西藏的发展应建立在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不应一味地学习内地和实行赶超战略，正如温军所指出的，工业化并非是促进推动西藏经济发展的惟一道路选择，应重新认识农牧业及其相关的民族特色产业在西藏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以往那种只有走工业化道路才能够加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11]

第三，建立完善的补贴使用机制，将补贴投入到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提高补贴的边际投入效益，发挥各要素的最大效率，以获得经济剩余的最大化。

第四，根据对西藏产业结构偏离度测算，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需要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反复波动但始终为正值，表示产业比重大于就业比重，有进一步吸收劳动力的空间，应进一步扶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从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应建立在资源禀赋和产业演进的规律基础上，不能盲目的进行，尽量减少“非典型”的负面效应。

 [注释]

①这是当时的情形，1997 年第三产业产值已超过第一产业，但不影响对概念的应用。

②我们认为财政补贴和第二产业之间具有较高影响度是由于西藏建筑业发达所致。据笔者计算，1978 年——2008 年，西藏工业和建筑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和15%，似乎没什么差别，但考量1992 年以后，二者差别明显，分别为17%和27%。除个别年份工业产值高于建筑业外，建筑业的发展远远快于工业，据测算，2005年到2008 年，全国范围内建筑业占工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3%的水平上，而在西藏，建筑业产值分别是工业产值的2.7 倍、3.5倍、2.5 倍、2.9 倍，可见，西藏的建筑业和工业是不对称的发展。

③2008 年西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虽然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比2007 年减少了6 个百分点，但仍达到16%，居各项支出之首。

参考文献：

[1]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31.

[2]孙勇，等. 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M]. 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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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秀敏.中央财政补贴政策与西藏发展[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2（4）：105.

[4]朱文莉.中央治藏基本财政政策简论[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2（4）：27.

[5]沈开运. 西藏经济的过去、现实及展望[J].西藏研究，200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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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M .Fischer：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M].

NIAS press，2005：32.

[8]孙勇,等. 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30.

[9]孙勇,等. 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6.

[10]周振华.中国地区发展新态势及其政策构架调整[J].经济学家，1997（1）：70.

[11]温军.西藏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探讨[J].中国藏学，200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