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基于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
自两会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把防止经济过热和管理通货膨胀作为重要的调控目标，以3%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警戒线。在采用提高准备金率的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4月中旬采取了旨在严厉控制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国十条”。这种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已经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国际背景下，人们开始担忧国际金融危机的二次探底，同时引发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忧虑。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价格也应声下跌，股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跌幅超过了20%，5月份的“经理人采购指数”也大幅度下降，这都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宏观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如何判断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这一问题直接联系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性质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如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的严重的滞胀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在当前我国面临金融危机以来采用经济刺激政策所引发的房地产价格暴涨、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和产业结构严重扭曲的条件下，从理论上充分讨论这些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一、经济增长率：8%还是16%
目前，我国学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分析的方法，即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一产出关系来研究。这种分析方法把由货币交易所决定的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实际GDP由表示实物产出的生产函数所决定，货币只决定价格水平，在讨论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时先采用实际GDP指标，然后再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并把货币政策联系到稳定物价水平。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由于GDP和其他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所表示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而GDP作为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根本就不表示任何实物，也不可能存在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讨论中的突出表现是确定我国的实际GDP增长率目标为8%，并按照国际警戒线把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确定为3%。这是导致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两难处境的一个理论教条。
中国经济学家按照这种实际GDP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统计数据得到，我国1980年以来的实际GDP增长率约为9%，考虑到当经济增长率超过8%，通货膨胀率将产生的经验，自1997年以来一直以8%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个8%大有按照美国经济学教科书把美国的潜在生产能力3%增长率的样式写进中国教科书的趋势（我国许多教科书已经这样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悲哀，因为美国长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是3%，而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却搬用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这种概念的失之毫厘却使之与实际差之千里。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名义GDP是由货币交易值所决定的，采用货币数量恒等式则有：MV=GDP，假设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则名义GDP的增长率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这样，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或生产函数完全无关，只是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稳定在3%，是由其货币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所决定的，那么中国的名义GDP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当然要考察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规律和保持其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这里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在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M2是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统计的，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变，则存款将转变为贷款，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在全部储蓄中划分为银行存款和其他项（如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储蓄率。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当储蓄率决定时，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将被决定。由此可以推论出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稳定的银行存款和其他项的比率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是经济稳定的条件，经济波动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将导致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过度赢利与破产的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波动和失业。
按照这种简单的分析即可以说明储蓄率与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储蓄中银行存款的比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将取决于储蓄率。根据经验资料，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与其10%的储蓄率相对应的，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约在35%左右，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超过了20%，其名义GDP的增长率也超过了20%，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高增长时期储蓄率都超过30%，名义GDP增长率也都超过20%。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同时表明，按照亚洲国家的经验，当储蓄率达到30%时名义GDP增长率将超过15%。
上述理论和经验似乎可以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给出很好的解释，我们前面也是采用MV=PY的货币交易方程式来说明这个问题，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这里存在着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产出Y和由货币数量M所决定的价格水平P，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种货币与实物截然分开的“两分法”上，在现实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同质的产出，现实中构成GDP的各种异质品是根本不能加总的，也根本不存在把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不同技术加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可能性。GDP和用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家用一笔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然后通过加价卖出而获取利润。国民收入核算中统计的资本只是货币的储蓄和投资，利润则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采用经济学家熟知的美国长期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长期是不变的，储蓄率或资本积累是不变的，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是不变的，从而利润率是稳定的。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只是货币值，来自于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或货币金融体系。这种稳定的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最简单的说明是，“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如果货币供应量是任意的，人们之间在“微观”生产领域所进行的激烈竞争将毫无意义或根本无法进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必然导致商业银行的破产，由此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金融危机。
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可以用收入 支出模型来说明，即W+d+r+π=C+I= GDP（其中，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π是利润）。公式的收入一方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的加总，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一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或亏损。模型中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丌）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1日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 GDP）不变，资本一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
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正是这种稳定状态的短期调整过程，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和利润提高，从而引起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资产值的增加也使商业银行增加货币供给，从而使稳定状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这种比例失调的重要特征是资产值对GDP的比例过高，这使资本存量与GDP中的利润之比提高而使利润率下降，在此条件下如要保持稳定的利润率则需要GDP、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更快增长，这显然是不能持续的，因为这会使资产值更快的上升。资产值过高来自于投资的过度增加，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金融资产的膨胀，因为人们把资产值提高的部分计入利润，但却使资产值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一旦由于利润下降而使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下降，经济将步入衰退。经济衰退即是通过企业的破产降低资产值和通过银行破产降低货币供应量，使其恢复到稳定状态。
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所引起的资产值过高的比例失调，2000年出现的经济衰退就是这种周期的调整，但美国政府所采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虽然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却使资产值不仅没有大幅度下降，反而在低利率和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刺激下继续提高。房地产领域的“次贷”虽然增加了货币供给和资产值，但“次贷”并不足以酿成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由金融创新所引发的金融资产膨胀，它使过高的资产值通过资产炒作依然可以获得高收益。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其一是资产值过高，美国长期的资本对收入（GDP）的比率稳定在3倍左右，而就目前美国13万亿美元的GDP而言，其资产值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已经超过了60万亿。其二是美国2000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对GDP的比率大幅度下降，表明更多的货币被用于金融领域，从而创造出更高的资产值。金融危机使资产值大幅度下降，从而引发商业银行抵押品的贬值而产生大量坏账，商业银行的信贷收缩将导致严重的信用危机。
上述分析对于说明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和稳定状态的增长率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国1980～2008年，平均名义GDP的增长率为16%，按照现在的统计，实际GDP的增长率约为9%，通货膨胀率约为7%，这种名义GDP增长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平均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约为20%。这种平均的GDP增长率如果作为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其意义在于，经济周期将围绕这个稳定状态的增长率波动，当名义GDP增长率等于16%时，企业将获得正常的利润率，当经济增长率低于16%，将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和失业。对于20%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决定是容易说明的，1980～2008年，我国的储蓄率都在30%以上，按照30%的储蓄率计算，如果其中的60%为银行存款（贷款），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即为18%。这种稳定状态一旦形成，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内生的机制，使货币供应量围绕这个稳定状态波动，从而引发名义GDP的波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和城市化，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经济的货币化和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为基础的。当前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名义GDP的方法，可以得到一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表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就业的增长率一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工资率。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
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说明了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GDP的增长正相关。1950—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33.16%，年均递减1.77%。与这种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密切联系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95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 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年均下降1.73%。中国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7.8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5%。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是1991—1996年，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5%，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为1400万，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的1997—2003年，由于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7年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共只有1400万。这些经验都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在统计上是通货膨胀，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只有7%左右，我们制定8%的增长率是参照了这些统计数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为什么不想一想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超过其实际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才得以取得高速增长的，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已经禁止了人们这样去思考问题，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70年代通货膨胀的罪恶。
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和格林斯潘90年代把美国经济控制在3%的经验套用在中国，制定了以8%为基础的稳定的GDP增长率，2003年经济复苏之后就以8%为基础进行宏观调控，这却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学家按照教科书，完全从实际GDP增长率来分析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理论而仅仅从经验角度看，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增长率，只是美国从1850—1950年通货膨胀率为零才使名义GDP增长率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如前所述，这种名义GDP的增长率取决于特定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虽然中国从1980—2005年平均的实际GDP增长率在8%左右，但名义GDP增长率则为16%，而决定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或中国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名义GDP增长率，而1997年达到的8%只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低点。当然，这个8%还参考了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即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实际GDP的增长率约为8%，但这种按照实际GDP增长率考虑亚洲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方法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增长率远远高于其实际GDP增长率。
人们会问，你难道不怕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难道不是经验事实吗？这里要反问一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统计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为什么并没有人严厉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长期容忍这种通货膨胀呢？因为这种稳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它根本就不是通货膨胀，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汇率一直在上升，日元的汇率可以从360日元对1美元上升到最高的70日元对1美元，这怎么可以说是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如果通货膨胀真的像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和分析的那样，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过高的货币工资引起的，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再好不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一同上涨将解决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种物价指数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只能结合其他宏观变量进行分析，而绝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经济中，由于根本就不存在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的划分，我们需要从名义GDP出发来考虑问题，而对于当前我国所处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货币化的阶段，在防止经济严重波动的条件下，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16%的名义GDP增长率对于说明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波动是极端重要的，最简单的事实是，1997—2000年，虽然实际GDP的增长率达到了8%，但我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超过了30%。2008和200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率都超过8%，但显然是一种经济衰退，到2009年初，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了2000万。
当经济学家把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目标论证为8%，并按照西方国家通行的标准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下，这将对我国的宏观调控带来极大的危害。在经历了1997年后的经济衰退，我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复苏，到2007年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了18%，2007年第4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7%，这当然预示着经济过热和需要采取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当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率的控制指标定为4%以下，从而采用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限制银行贷款，这使我国经济从2008年第2季度就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到“9.15”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衰退。对于经济学家来讲，10%左右的实际GDP增长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调控目标对于我国经济来讲似乎已经是最高限度了，但把通货膨胀率从8%降低到4%意味着名义GDP下降4%，而名义GDP下降4%将意味着企业利润减少1／3，这必然引起投资的进一步下降和经济衰退。
根据以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的经验，政府把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了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上，制定了8%的经济增长率和3%的通货膨胀率控制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目标确定为17%。在采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之后防止经济过热显然是必要的，但如何控制调控的目标和尺度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比我国过去30年平均16%的名义GDP增长率，这种控制目标显然太低了，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的增长都没有达到完全复苏的水平，加之对今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将迅速上升的判断，央行所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显示出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势头似乎已经被遏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度关注，甚至出现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这绝非是空穴来风的杞人忧天。
相对于8%的GDP增长率而言，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更是需要讨论的。就8%的实际GDP增长率而言，这如人所共知的是一个“计划”指标，虽然每年计划的实际GDP增长率为8%，但大多数年份中的实际GDP增长率都远高于8%，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则不然，它紧盯3%的通货膨胀率的国际警戒线，其暗含的理论正是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教条，即对于实际GDP增长率来讲越高越好，而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控制通货膨胀。虽然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确定的，比如滞胀，特别是不能使用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警戒线，如我们前面所表述过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其高增长时期平均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8%。而一味地死守3%的国际警戒线，将可能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极大的危害。
中央银行在今年制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目标是17%，这显然是不恰当的，2009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为29%，如果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真的被控制到17%，那毫无疑问将会引起经济衰退，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使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是经济运行所无法承受的，去年29%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联系到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这些投资在今年许多已经形成资产值，GDP增长率的下降在资产值提高的条件下将使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同时还有许多的在建工程将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而停工。而对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来讲，它只是盯住8%的实际GDP增长率和3%通货膨胀率警戒线，甚至认为去年的货币发多了从而今年再去“对冲”一下，却很少考虑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和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会引起经济波动。如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就在很短的时间里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回落了4个百分点而下降到15%以下，这当然会引起经济衰退。
当然，作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比如去年的贷款会成为今年的存款，去年贷款增加造成的企业利润上升也会使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计划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是有弹性的，在一般条件下，中央银行也难以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控制在17%，如今年1～5月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就达到了23%，中央银行也是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来调整货币政策，并不会一味地按照计划的17%来调控经济。然而，这种灵活的货币政策在主流经济学教条的禁锢下却可能变得极不灵活。4月中旬出台的以控制房地产贷款的货币政策为主的抑制房价的“国十条”，在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使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目前商业银行的“涉房贷款”约占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25%左右，如果商品房的交易量和房地产投资下降50%，将使贷款的增长率下降10%以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下降3个百分点而低于20%，这势必造成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下降，企业利润的下降将使投资下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将向紧缩的方向运行，导致经济严重下滑，而中央银行在17%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目标下就可能看不到这种危险，而任由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下降到20%以下，只有在宏观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时才会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
可以说，从2003年后我国经济从1997年的衰退复苏和出现通货膨胀后，货币政策一直在左右摇摆，往往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上半年紧下半年松，而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政策。究其原因正是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使人们无法确定稳定状态的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里当然包括对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错误认识。
二、通货膨胀与滞胀
显然，当把经济增长率的目标设定在名义GDP增长率为16%或更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说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难道不会对经济产生危害吗？我们又应该如何控制通货膨胀率和设定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
1、通货膨胀的含义。这里我们首先要表明的是，在一种由多种产品构成的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物价指数能够把名义GDP中的货币因素剔除掉而得到反映实物指标的实际GDP。如果国民收入或GDP只是一种实物产品，即单一产品模型，我们可以明确地表明它的产出和价格变动，但现实中的经济显然不是单一产品模型，而在两种以上的产品模型中，只有在稳定状态条件下才能计算出价格指数。稳定状态的定义是所有的产出按等比例增长，否则将不能得到明确的价格指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理论上物价指数的统计与现实相差甚远。
按照公式：名义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十通货膨胀率，要把名义GDP折合成实际GDP，表示通货膨胀率的物价指数应该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即国民收入约减指数，但在实际经济统计中，这个国民收入约减指数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一是统计上的困难，不考虑质量变动，虽然我们可以得到全部资本品和消费品出厂价格的统计，但很难得到第三产业的价格指数，实际统计中，第三产业的价格变动很大的部分被忽视了，比如金融产品和文化产品的价格就没有被计算进价格指数，如果考虑到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70%，这种遗漏显然是巨大的。
就人们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当我们否定了通货膨胀率作为实物统计的变量，那么这种通货膨胀率的意义显然在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波动。正如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关注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时根本不会关注实物量的变动。
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波动，存在着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似乎符合主流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即由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而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升，但这种通货膨胀只是在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它通常是由外生的货币供给（如政府的财政支出）所导致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一个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并不会过度增加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联系到我们前面对市场经济的分析，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当货币供应量可以随意增加或无限制增加时，这种游戏将无法进行。由于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对于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来讲并不是常态，这里不再多加分析。
对于市场经济来讲，一般的通货膨胀来自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我们把它定义为“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即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随着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上升，价格水平将提高，而随着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下降，价格水平也随之下降，特别是当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时，价格水平会比名义GDP上升的更快。在价格水平上升的同时，就业也随之增加并接近充分就业。这种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经济周期的最一般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中是普遍存在的。
还有一种通货膨胀即是人们所熟知的“滞胀”，如美国和西欧上世纪70年代所出现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这里有必要把美国和西欧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特点重新表述：（1）这里采用名义GDP指标，即把实际GDP与通货膨胀率相加，滞胀就成为随着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就业的增加越来越少；（2）资产值大幅度提高，或者说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例大幅度提高；（3）收入分配严重向富人倾斜，或者说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4）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即高科技表明发展迅猛而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基本消费品部门则严重萎缩，这是由于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导致的需求结构变动造成的。这种滞胀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后果，从经验上讲，只要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必然会产生这种滞胀的结果。
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显然与第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无关。这样，对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应当从经济波动和滞胀两个方面来分析。我们来详细讨论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滞胀。
2、经济周期中的通货膨胀。我们来分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导致的价格变动。在讨论经济波动所引起的价格变动之前，需要表明通货膨胀的含义。我们通常所讲的通货膨胀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上升，在物价指数的统计中，还有生产资料价格变动的指数（PPI），以及表示资产值变动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显然，这些指数的存在使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单一的价格指数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这些指数的变动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CPI作为消费者价格指数所反映的是基本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从影响价格变动的需求角度讲，消费支出的增长将引起CPI的上升，而影响消费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总量的增加，在国民收入中，由于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非工资收入的利息和利润的消费倾向，从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将使消费支出增加。从成本变动的角度考虑对CPI的影响，由于基本消费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工资率的上升是引起消费品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PPI则反映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PPI的波动主要是由投资的变动影响的，即在经济高涨时期，投资的上升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投资的减少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下降。资产价格的变动与投资密切相关，投资的增加使资产价格上升，同时，资产价格的提高作为产品的成本将促使CPI和PPI上升。
根据经济周期的经验，当经济复苏和投资开始增长时，投资的增加会带动生产资料的价格（PPI）上升，资产价格也开始上升，而消费者价格只是缓慢上升，随着经济从复苏到高涨阶段，投资的大量增加使就业增加，从而使消费品部门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工资率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促使CPI的上升加速，即出现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往往意味着接近经济周期中高涨的顶点，因为工资的上升会使企业的利润下降而使经济逐渐转入衰退。
这种经济周期高涨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伴随着就业的增加和工资率的提高，如我国1991～1996年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就业大量增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居民而使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但这种经济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会造成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和资产值的大幅度提高，必然预示着经济衰退，我国1997～2000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就是前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从2003年开始复苏和进入上升阶段，2003～2006年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远高于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从2006年开始，伴随着工资率的提高，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率的大幅度提高，消费品价格（CPI）开始了大幅度的上升，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加快。显然，这种通货膨胀并不是罪恶，而是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的一种反映，似乎是工资率上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通货膨胀也意味着“经济过热”，是经济转入衰退的信号。但经济衰退也是经济运行的常态，通过企业的破产降低资产值并减少富人的财富，保持收入分配的平衡。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却阻止了企业的破产，使过高的资产值进一步提高，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富人倾斜，由此会产生另一种通货膨胀一滞胀。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一个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中，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将决定稳定的名义GDP，但并不意味着存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作为价格水平中的消费者价格（CPI）是反映基本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或主要由工人的工资所购买的消费品的价格水平，这种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取决于工资的增长率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例如，我国从1980～2007年平均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6%，如果工资在GDP中的比率不变，随着工资率的上升，消费品的价格水平CPI必然上升，举一个例子，2007年我国的工资水平增长了18%，作为基本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需求当然会相应提高，从而引起物价水平（CPI）的上升。
我国经济从1980～2007年的平均16%的增长率如果能够作为一种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平均的通货膨胀率（CPI）约为7%，对比日本高增长时期1970～1990年平均16%的名义GDP增长率，其平均的通货膨胀率（CPI）也是在8%左右，这当然不是巧合，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平均的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0%时，通货膨胀率都超过10%。显然，按照前面的分析，当一国的稳定状态增长率越高而使平均的工资增长率越快，则通货膨胀率越高。由此似乎可以解释我国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有相同的储蓄率和名义GDP增长率，但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却低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工资的增长率远低于名义GDP增长率和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
决定名义GDP中通货膨胀的比率的另一个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所决定的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为目前我国CPI中农产品价格的权重是很高的。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由此产生对农产品和基本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虽然农民工所消费的农产品并不比以前更多，但他们是在城市中用工资收入来购买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是必然的。相对于日本和韩国，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品是较低的，因为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远慢于日本和韩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随着我国农村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是必然的。
根据日本和韩国高速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时期的经验，其通货膨胀率要超过10%，这种通货膨胀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单就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而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工资率的提高将提高我国的有效需求，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我国1991～1996年的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时期是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最快的时期，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从1993年的近3倍下降到1996年的2.5倍，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也是1980年以来最快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不考虑经济周期，这种通货膨胀带有相对价格调整的意义，比如，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时期，农产品价格（及劳务）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是必然的，也是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惟一途径。
因此，如果通货膨胀带有这种经济周期的性质，应对这种通货膨胀首先要考虑经济波动，判断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通货膨胀率。根据我国1980～2007年16%的平均名义GDP的增长率，最稳妥的方法是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控制在16%左右。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上，除了控制投资和工资率的增长外，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的破产兼并降低资产值。对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重要的不是工资率和价格水平的上升，而是近年来我国资产值的大幅度攀升，这种资产值的上升将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
3、滞胀。自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似乎更符合前面所讨论的滞胀的特点，导致这种滞胀的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时期，高投资导致了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经济衰退。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自发的市场将使企业破产而降低资产值和调节收入分配，当然随着银行的倒闭也存在使货币金融体系破产的危险，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展政策则是通过进一步提高资产值而使企业免于破产，但却导致严重的结构问题，即前面所提到的滞胀问题。可以说，只要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上述问题就会出现。从经验上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
1997年所产生的严重经济衰退来自于1991～1995年以来的高投资和高增长，这些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从而使资产值成倍增加而造成企业的折旧与利息成本上升，而工资在收入中份额的下降使企业按这种成本定价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收入而造成需求不足。例如自1997年以来我国住房的建筑成本一直稳定在700元左右，而住房的价格却由于地价上涨成倍增加，假设建筑成本为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人用工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自1997年政府采用扩张性政策以来，过高的资产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如从1998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的大幅度攀升，并使收入分配严重向富人倾斜，如房地产和股票的收益成为富人的资产收入，从而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
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由于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下降，最需要发展的基本消费品部门严重萎缩，自1997年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其中“高科技”产业的增长率超过25%，在GDP增长8%的条件下当然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增长率远低于8%，加之出口的增长率也在25%左右，而出口产品主要是基本消费品，这就使国内基本消费品部门进一步萎缩。本来目前这些基本消费品，包括住房和汽车，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而完全不受资源约束，而在当前我国60%的农村居民和很大部分城市居民没有消费到这些产品的情况下，基本消费品生产在GDP中的比重甚至绝对量都在下降。
另一方面，由富人消费带动的房地产和高科技却快速增长，由此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即房地产和高科技快速增长带来的收人流人富人的口袋，富人收入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这些部门的需求，形成这些部门的利润，而商业银行则又根据利润原则向这些部门贷款，形成其更高的收入，自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投向房地产和高科技部门，如房地产按揭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左右提高到目前的近20%，这些贷款大部分成为富人的收入，由此造成近年来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我国的高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带有严重的结构问题，即可能使上述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如果当前的物价上涨只是猪肉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这当然是大好事，因为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改善有效需求，但由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结构，高增长和高通胀会进一步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富人收入的增加则会使房地产价格和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从而使企业的成本全面上升，使穷人更买不起基本消费品而造成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最简单的例子是在目前的城市住房价格飞涨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越发困难。
按照上述分析，当前我国的高增长和通货膨胀是一种滞胀，这种滞胀来自于资产值过高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或向富人倾斜，由此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并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富人把更多的收入投资于房地产和股票，因此造成资产值的上升和价格的上涨，这种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导致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扭曲。这里的传导机制或收入分配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在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下，投资与产业结构受到富人需求的制约，由富人消费和投资决定的房地产和“高科技”需求旺盛，商业银行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把信贷投入这些部门，由此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是由于资产值的上升而引起的成本上涨，当资产值的上升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时，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将下降而资产收入的比重则上升，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使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下降，以至难以承受。同时这种通货膨胀将严重加剧金融风险，引起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使这种高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提到的是，在当前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假设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但目前的情况却是，当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时，财产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则会继续下降，同时，房地产、金融、高科技及公务员的工资却大幅度增长，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使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恶化，这正是当前我国经济中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2007年我国名义GDP增长率超过16%的稳定状态之后，通货膨胀率开始大幅度攀升，这种通货膨胀来自于经济高涨时期的工资率的大幅度上升，如农民工的工资在2007年提高了20%以上。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在2008年上半年采用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使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也在迅速下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9月份，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为负值。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经济从2003年复苏到2007年的经济高涨，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已经使总产值急剧上升，这已经突出地反映在房地产领域的价格成倍上涨上，企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大幅度上升，名义GDP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必然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而从盈利转为亏损。
随着政府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4万亿的政府投资和2009年1季度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使名义GDP的增长率迅速回升，到2009年4季度，名义GDP增长率已经接近12%。大规模的投资使资产值大幅度上升，由于前期的经济衰退而使失业率（农民工返乡）提高，工资率难以提高，这使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股票市值从2009年初1600点（上证指数）的8万亿到年中3400点时接近25万亿，富人的财产收入成倍上升。这种总产值的大幅度增加和收入分配中财产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突出表现在房地产价格的急速攀升上。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不仅刺激了富人的购房需求，而且使商业银行通过住房按揭大量增加信贷投放，这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房地产的信贷增加和房价上涨使富人的财富增加，进而加大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构成了货币在富人圈中的循环，增加的货币供给更多地形成富人的收入，产业结构被扭曲。就业的增加更加依赖于出口和富人在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的消费增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劳动服务业的发展，在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并不是真正的“服务”，而带有“仆人”的性质，目前超过全部就业量25%的劳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是除农业外最低的，主要是为城市居民中的高收入阶层提供服务，他们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劳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这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正是这种严重的结构问题构成了当前政府宏观调控的两难选择，即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时，将导致这种结构扭曲问题更为严重，而一旦采用紧缩性政策则会产生经济衰退。今年1季度，政府针对CPI的快速回复到接近3%，把宏观调控的重心转向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上，这也是采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后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在两会期间，这种经济中的结构扭曲问题通过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攀升突出地表现出来。对于CPI的上升或通货膨胀似乎是不必过分担忧的，因为目前我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还低于16%的稳定状态而不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就目前的就业状况来讲还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工资率尚没有提高，从而不会引起主要表示工资品价格的CPI大幅度上升。但这种由房地产价格飙升所表现出的结构问题，使政府不惜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向高房价宣战。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条件下，紧缩货币和信贷必然会引起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如果把握的尺度不当就可能引起经济衰退。这正是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滞胀的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在保持稳定的增长率基础上，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上。对于稳定的增长率，基于经济复苏的考虑，名义GDP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14%以上，比如11%的实际GDP增长率和3%的通货膨胀率，与之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显然是适度宽松的，应当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超过20%，为了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可以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控制在23%左右。
当前我国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保持较高的名义GDP增长率的意义就在于加速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基本上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把农村人口降低到20%以下。而我国经过30年的高增长，农村人口依然在50%左右，严重地妨碍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工资率的提高。同时也只有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才能有效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实际上只有在城市中才能享有现代科技创造的医疗、教育和消费品，如前面所表明的，这些产品的生产根本不受资源约束，可以在短期内无限供给，重要的是有效需求问题。目前要大力发展住房和基本消费品行业（而不是所谓的高科技），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需求水平，通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最终使劳动力转移与市场需求形成良性发展和循环，从根本上改变富人的高收入与高档消费品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有赖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的财政投资要优先用于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安置，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是极为重要的。在当前遏制高房价的基础上，必须尽快提高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供给，不仅使城市的低收入阶层有房住，更要为农民工提供住房，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急需尽快遏制房地产交易量和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局面，可以考虑加大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和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和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补贴。稳妥地解决当前房地产领域的问题是宏观调控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复杂局面的条件下，更需要充分的理论争论和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